一声“时间开始了”，新京报横空出世，在这千年古都，犹如一朵奇葩，桀骜不驯，特立独行。

　　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；记录伟大事业的前行方向和改革路途中的艰辛曲折，监督强权者的姿态和弱势者的遭遇。

　　我们不喜欢墨守成规，更不愿安于现状。可以不被赞美，但无法被人漠视。

　　因为，我们要推动改变和进步，在失序中建立规范，在混沌中清晰准则。所以，我们敏锐，我们探索，我们创造，我们启迪。虽是一介布衣，但要干预社会。也许这很疯狂。但也许，惟有这样， 才会“一出生就风华正茂”。

　　■ 报道档案 〖2004年〗

　　“谁影响嘉禾一阵子，我就影响他一辈子。”2004年，嘉禾的拆迁标语震撼了中国。当年，该县采取株连拆迁，致很多夫妻离婚、公职人员停职。

　　2004年5月8日新京报独家刊发《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》，并先后推出18篇追踪报道。当年6月4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规范城镇拆迁的管理办法。

　　2004年“五一节”，时任中国新闻部副主编李列没有出游。一个人闷在永安路106号那栋破楼里。

　　在加层8楼，不足三平方米的保安室，他改写下报道的开头。

　　“这个五一节，李小春老师决定独自出游。”

　　李小春，湖南嘉禾车头中学英语教师，根据县教育局的通知，她被调到乡下普满中学，但这所学校还没开英语课，李老师被“闲置”了。

　　半年前，她刚刚与在政府工作的丈夫离婚。

　　这一切，只因为，她的父亲不愿意拆掉房子。

　　李小春老师的故事，成为新京报记录中国之变的一个细节，也就是后来轰动全国的“嘉禾拆迁”。

　　那时新京报刚刚创刊半年。

　　嘉禾报料“四包两停”

　　举报材料称，拆迁已致使很多夫妻离婚，公职人员停职，李烈慨叹“连拆迁都搞株连九族”

　　2004年4月，嘉禾拆迁的线索由报社的呼叫中心转到李列手上。

　　新京报创刊伊始，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举报材料，成为深度报道的重要线索源。

　　这份举报材料称，2003年7月，湖南嘉禾县启动占地189亩的珠泉商贸城项目，动迁7000余人，县委、县政府下发“四包两停”文件，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做好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“四包”工作。

　　所谓“四包”是指，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、包签好补偿协议、包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、包协助做好安置工作。同时有“三不”，不无理取闹、不寻衅滋事，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。

　　不能落实“四包”的，将实行“两停”——停职、停发工资”。举报材料称，拆迁已致使很多夫妻离婚，公职人员停职。

　　“猛得一塌糊涂，连拆迁都搞株连九族。”李列随即派出罗昌平到嘉禾采访。

　　罗昌平生于80年代，是当时新京报最年轻的调查记者，突破力强，笔锋犀利，速度过人。

　　拆迁中的离婚现象

　　两姐妹同日与丈夫离婚。坊间传闻，嘉禾有关部门注意到了独特的离婚现象，还曾要求暂缓

　　嘉禾，拆迁核心区为一凉亭，亭内有数眼泉水，名曰“珠泉”。珠泉商贸城也由此而来。

　　罗昌平在现场看到，房屋东倒西歪，屋主们用塑料布搭起了棚子。

　　拆迁户李湘柱的家背对珠泉亭，这栋五层洋楼刚建了一年就要被拆；珠泉亭旁边居住的李会明夫妇已被关进看守所，房子拆得还剩一层。

　　拆迁株连政策的推行，致使很多荒诞事件发生。李小春的父亲李刚皇有一栋400平方米的临街楼房，他认为政府给的补偿款不合理，一直拒绝签订拆迁协议，政府强拆几次也未成功，最后李刚皇被打进了医院。

　　压力集中到李小春姐妹身上，她们是县城的中小学教师，丈夫都是政府工作人员。根据当地“136号文件”，两对夫妇都是“四包”责任的承担者。

　　2003年9月28日，嘉禾县人事局向教育系统党委下发通知，要求对李小春、李红梅“暂停工作一个月”。之后，两人不得不与丈夫办理离婚手续，“总不能连累他们。”

　　坊间说法称，嘉禾县有关部门注意到了这一独特的离婚现象，还曾要求暂缓办理离婚手续。

　　罗昌平几天走访群众，最后采访了政法委书记、工程总指挥周贤勇等官员做出回应。

　　5月8日，新京报以《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》报道了嘉禾的株连拆迁，随即成为各门户网站的新闻头条，嘉禾成为全国关注焦点，媒体蜂涌而至。

　　引发媒体“大合唱”

　　舆论压力下，嘉禾废止了“四包两停”政策。新京报共发表18篇追踪报道

　　“自发的媒体大合唱。”罗昌平介绍，在接下来的连续报道中，媒体互动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尤其是央视的加入。央视还破天荒地聘请了律师王才亮飞抵嘉禾“现场说法”。

　　5月13日，《时空连线》以《株连九族》为题播出嘉禾拆迁事件。其后，央视《社会记录》、《经济半小时》、《焦点访谈》先后派出记者到嘉禾采访。仅《时空连线》就连续播出4期。

　　在舆论压力下，嘉禾废止了“四包两停”政策。新京报持续关注事件进展，之后共发表18篇追踪报道。

　　2004年5月26日，建设部常务副部长刘志峰率调查组进入湖南，罗昌平再访嘉禾。

　　5月28日中午，罗昌平见到了刘志峰。刘志峰对新京报曝光嘉禾拆迁表示赞赏和感谢，并承诺调查组会全力调查，并将责任落实到人，责成当地立即释放刑拘的三人，下月将向总理汇报，并查处具体责任人

　　当年6月4日上午，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刘志峰作嘉禾拆迁事件调查报告。会议对嘉禾拆迁定性，“这是一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、违法违规、损害群众利益并造成极坏影响的事件。”

　　国务院常务会议还研究通过了“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、严格拆迁管理的有关问题的意见”，要求纠正大拆大建行为，严禁违规拆迁、野蛮拆迁和滥用强制手段。

　　最富现场感和连续性

　　这组报道被认为是新京报创刊之初影响最大、效果最好的舆论监督报道

　　国务院的决定下达前夕，李刚皇的两个女儿也分别与丈夫复婚。当时正在嘉禾调查的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亲自到场，为两对“新婚夫妇”祝酒。

　　对于新京报的嘉禾拆迁系列报道，当年12月30日出版的《南方周末》，将之评为“致敬之年度舆论监督”。

　　该报给出的致敬理由是：此报道淋漓尽致地披露了行政权力的泛滥，以事实的力量拨动了社会的神经，引发的不仅是对当前最激烈的社会矛盾之城市拆迁的矫正，更是对政府行政方式的诘问。此报道和其后央视《时空连线》、《社会记录》以及新华社等媒体的跟进，使得当地官员从曝光到公关到反击的行动被步步披露，舆论监督和反舆论监督的矛盾被清晰地呈现出来，成为本年度最富现场感和连续性的新闻事件。

　　“关键是抓住了典型案例，后来再被曝光的地方政府强拆案例都很难超越。” 新京报执行总编辑王跃春说，嘉禾拆迁报道直接推动了中央对地方政府强拆、损害百姓利益的干预，扼制了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违法冲动，是新京报创刊之初“影响最大、效果最好的舆论监督报道”。

　　“这是我们的骄傲”

　　报道嘉禾，基于两点共识，一是中央推动科学发展观，二是事情本身有故事

　　“从结果看，央视在嘉禾事件上起到的作用，实际上比我们大，也和它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关。从新闻的角度说，我们抢了先，而且在事后的跟进方面起到了与他们共同推进的作用。”李列总结，作为一个创刊半年的报纸，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，“这是我们的骄傲”。

　　国内拆迁事件那么多，新京报为何选择嘉禾？

　　李列给出他和陈志华在判断这个选题时的两点共识：一是有背景，中央当时正铁腕处理铁本事件，科学发展观在地方的推动需要更多典型案例。铁本案的背景是，江苏民营企业铁本钢铁公司，未经审批开建800万吨钢铁项目，违法占地6000亩，4000多农民被迫搬迁，有的甚至住进窝棚、桥洞、废弃的渔船。

　　第二个共识是有故事，为了拆迁，居然“株连九族”，由此导致一批老少夫妻离婚的事件。

　　“但对嘉禾报道的轰动，作为编辑，我甚至开始有些估计不足。”李列所说的轰动源自“刺激性”，在嘉禾拆迁中，有几条标语后来被广为传播，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是，“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，我影响他一辈子”，激起了强烈的民愤。

　　2004年8月12日出版的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发文称，“湖南嘉禾强拆案的公开报道中，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之大，导向之鲜明，行动之果敢，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无疑代表着决策高层对媒体职能的赞许和肯定。”

　　更加猛烈的强拆事件

　　“这些报道唤起的都是人们的权利意识，特别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。”戴自更说

　　尽管嘉禾和铁本事件受到中央严处，但是强征违法案件并没有因此减少，反而愈演愈烈。进入新京报深度报道视野的典型案例也逐渐升级。

　　嘉禾拆迁中，当地的政法委书记周贤勇曾有一句名言，“我们都是党的干部，流血牺牲的事都要做，拆迁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　　后来证明，拆迁这点“小事”让很多百姓流了血，甚至成为关系地方稳定的最大的事。

　　一年之后，2005年6月11日，河北定州，在市委书记默许下，几百名黑社会分子向被征地的百姓发动袭击，致6人死亡48名村民重伤。新京报报道后，市委书记被免职，后被判处无期徒刑。

　　2010年1月7日，江苏邳州再发征地血案，一名22岁村民在护地时被当场刺死。新京报派出记者前往调查，揭开了一个县级市的土地征收乱局。

　　2010年3月27日，江苏东海，为阻止黄川镇政府强拆自家养猪场，92岁的老人陶兴尧和68岁儿子陶惠西身浇汽油自焚，儿死父伤。新京报首发报道，并立体勾勒一位92岁老人自焚前后生活片段。这位老红军的自焚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违法强拆的控诉。

　　农民杨友德，以暴制暴，将自制的烟花土炮对准拆迁队。2010年6月，新京报独家对话这位湖北农民，他说他要抗争，“我要守住我的家。”

　　程序不公，补偿过低和不到位，被拆迁户没有谈判权等等，是拆迁中，以公权践踏私权导致诸多恶性事件发生的关键。新京报的报道也最终促使杨友德拆迁问题的解决。

　　“嘉禾拆迁等报道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了处理结果，体现中央对舆论监督的重视，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成功案例，媒体在配合党的工作大局方面贡献突出。”新京报社社长戴自更认为，媒体以报道直接推动政策的出台，在干预、纠正社会不公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。

　　“这些报道唤起的都是人们的权利意识，特别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。”戴自更认为，包括物权法的出台，与媒体对系列私权保护的报道不无关系。

　　本报记者 刘炳路